我读大学时，学校有个叫读书协会的学生社团，名气很大，据说格调很高，要想加入，必先经过一场非常专业的笔试，然后是面试，面试通过，才有机会被吸收为会员。当时那个社团的会长是个巴金迷，面试谁都会问有没有读过《家》、《春》、《秋》，意思是，读过那些书，才算得上是读书人。尽管面试通过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自卑，因为没读过巴金的大作。

震撼！震撼！震撼！

这是看完《功夫熊猫》之后，我最直接也最强烈的感受。我紧握拳头，心潮澎湃地走出电影院，精神长久难以从电影中摆脱出来。方向感一向不错的我，在这些熟悉的街巷间，穿行了十多分钟，才蓦然察觉，自己走的，居然是与回家相反的方向。着实震晕了！

韩寒公开说巴金文笔差。无数人怒了，群起而攻，说他侮辱大师，玷污文学。

我相信韩寒不会被骂倒，因为韩寒向来是聪明的，他懂得，在我们这个国度，说出那些人人刻意规避的真话，遭到群攻是必然的下场。我想他已经作了充足的应对准备。

那是一段生动而迷惘的岁月，在记忆的数峰之间，你可能不认识它，它藏在半古的松柏背后，默默地演绎着一个男孩的生命。几年、几十年、甚至更多年过后，它将成为清晰的、恍惚的、甚或消失的记忆。

记忆停靠在那一个站台，下车，一切都是亲历过的，再度置身其间，却再也没有当年的体验，有的只是对一些不连贯的片段漠然的审视。记忆是一张间或卡住的旧影碟。

我的母亲是属牛的，比我大二十三岁。她去世的那一年，有人说我是四岁，还有的说我五岁，莫衷一是，但不外乎以上两种说法，也就是说，她在人间的年龄停顿在二十七或者二十八岁上。我更趋向于相信前者，因为她若是在我五岁那年去世的话，我对她的记忆不会像如今这般荒芜。

母亲是在湖北省的一个不知名的山坡上告别这个世界的，当时，她正和父亲在那边打工挣钱，心心念念地要尽快盖上新房。这些都是后来亲属中的长辈一相情愿地告诉我的。

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

或许我应该索性说，电视新闻的内容，压根儿就不属于新闻，它不过是按照采编人员的意志，设计的一出出情景短剧。据我了解，电视新闻记者与新闻当事人之间，多半都是先私下沟通再正式采访的——这相当于导演给演员说戏。在此之前，新闻当事人或主动或被动地了提供了剧情——当摄像机一打开，面对摄像镜头，新闻当事人便立即进入了（至少部分进入了）业余表演的状态。所以电视所展现出来的新闻，与其说是新闻，莫如称作新闻情景再现。有时它与新闻事实相似度很高，有时它却大大偏离了新闻真相。不管是哪种情形，我们都一律称之为新闻，其实大可商榷。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开始走下坡路。爱国诗人杜甫，在江南遇见旧交李龟年。有感于国势的衰微和自己的潦倒，写下一首七绝，叫《江南逢李龟年》。诗的内容是：“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稍稍有点文史常识和诗词鉴赏能力的人，都不难从这首诗里读出凄凉、沉痛的况味。它和《玉树后庭花》异曲同工，都是经典的亡国之音。

然而，这首亡国之音的后两句，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居然堂而皇之地书写在一株粗盈一怀、高近百丈的柱子上，立在苏州古城区和新区的交接处——索山桥的东堍。鄙人不懂书法，说不清那叫什么体，总之写得相当逎劲相当气派。
……

相比于“思想”、“品行”这些概念，脾气是个微小的概念。它与善恶不占边儿，与道德也扯不上任何关联。它反映着人的内心世界，昭显着人的性格特征。

人们用“脾气”来评价某人的时候，他的心里，是愿意与那人为善的，是自觉地把那人放到和自己对等的位置上的。人们常常说，此人脾气好，彼人脾气不好，其实这“好”与“不好”，不是就善恶而言的，它讲的是该人行为反映内心的速度，即“急性子”和“慢性子”。人们往往将前者归为坏，而将后者归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