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属牛的，比我大二十三岁。她去世的那一年，有人说我是四岁，还有的说我五岁，莫衷一是，但不外乎以上两种说法，也就是说，她在人间的年龄停顿在二十七或者二十八岁上。我更趋向于相信前者，因为她若是在我五岁那年去世的话，我对她的记忆不会像如今这般荒芜。
母亲是在湖北省的一个不知名的山坡上告别这个世界的，当时，她正和父亲在那边打工挣钱，心心念念地要尽快盖上新房。这些都是后来亲属中的长辈一相情愿地告诉我的。
我那阵还没有上学，因为没有学业的束缚，玩耍是一种生活常态，故而也就没有多少印象，也就是说，我只知道自己整天在玩耍，却不知道到底做了些什么。往记忆里探寻，我隐约看见一个灰头土脸的小男孩，剃着平头，眼神充满好奇地站在夕阳下河边蓊郁的树冠下，棉布衬衣的领子翻得如同春卷一般。
对于母亲的死讯，我也有一些风闻，但似乎毫不在意，仍然是那么好奇着，和看见母鸡下蛋或者奶奶敲碎蛋壳怀有同样的心情。对于一个四五岁的小孩，除了好奇，他大概没有任何权力。身边的事情，仿佛都发生在金鱼缸里，与己无关，只需隔着玻璃瞪大眼睛看就是了。
鱼缸出现了骚动，缸底人工培植的水藻在搅浑的水中轻轻摇摆着，但小男孩是平静的，除了他的瞳孔里折射着水藻摇动的影子。
外婆来到我家，不由分说地抱起我说要带我去湖北，去见一见母亲最后的遗容，免得终生遗憾。我在外婆的臂弯里拼命地挣扎，掐她的手背，用头撞她的鼻梁。一切顽抗都不奏效时，我想到了哭泣。我哭闹着向奶奶求救，相比外婆，我与奶奶要亲得多。奶奶夺下我，赌气似的对大家说，你们谁去都可以，就是不许带孩子去，不要把孩子吓着了，他这么小，还是个畜生，能看得懂什么？她这句话把我吓着了，我开始认为死亡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但是我很快忘记它，因为毕竟没有亲见，从此往后也不想亲见。我搂着奶奶满是皱摺的脖子，冲着外婆破涕为笑，俨然一个得胜者的挑衅。
最后商定，外婆和我曾经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团长的四爷爷一道登上南下的火车。
他们离去的几天，继爷爷和奶奶再也不放我出去野了，他们轮流抱我，好象欠我似的那种抱。奶奶以一副哀矜的眼光反复端详我的脸，然后一遍一遍地抹眼泪，继爷爷既不往麻将桌上蹭，也不准备钓竿出门钓鱼，和奶奶一起沉默。灶膛似乎冷了好几天。这一系列变化开始切切实实地影响到我的生活，我失去了玩耍的自由，这让我记起往昔我一直都是在玩耍的，于是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复习玩耍的每一个动作，惦记那些玩耍过的地方，无限伤感。我感到肚子很饿，从未经受过的那种饥饿，到现在还可以体验，我那时为粮食问题无比忧心。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晚的灯光。那只灯泡在我看来是一只会发出昏黄色的光芒的葫芦，它被一根细长的绳子拴住，绳子的另一端系在厅堂与厨房搭界的那根屋梁上。奶奶穿着厚厚的紧身儿蜷坐在矮凳上，继爷爷则把我抱得高高的——简直是扛在肩膀上，在厨房与厅堂之间来回跺着慢步，他的左手很有节奏地拍打着我裸露的屁股，拍得我昏昏欲睡。我把下巴斜斜地架在他的头顶上，头以此为支点，随着灯泡与我的坐标变化，不停地变换方向，一直死死地盯着它。继爷爷经过它下面的时候，我记得自己还用手触摸了一下它，对烫的敏锐感觉让我立即缩回手，并且至今记忆铭心。我当时经验着前所未有的无聊，这种无聊令人衰弱，玩耍被禁止了几天之后，我已经逐渐丧失了勃勃生机，我感觉到自己就像秋天的树叶一样，恹恹地卷缩起来，但我并没有想到死亡这个概念。
我们那晚是在等待湖北方面的人回来，电报白天已经收到了，交代今晚他们将会到家。虽然我比较畏惧外婆，但还是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到达，因为那几天的生活沉闷透顶，而没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变化着的生活。我强迫自己千万不要睡着，要亲眼看着生活起变化。
屋子上半截是黑黢黢的，灯泡以下的空间才略呈枯黄色，这般晦暗的颜色像催眠的巫师一样把我往睡乡里引诱。
我是被哭泣声吵醒的。继爷爷仍然高高地抱着我，背靠灶台斜斜地立着。哭泣声是奶奶与一个一身黑衣的男人发出的。奶奶坐在灶膛前光滑的木段上，不时拾起围裙揩业已浮肿的眼睛，她的嘴唇微微张开着，口水在七零八落的牙齿间连成一张流转着的暗淡的彩色薄膜。那位黑衣男人是我的父亲，我没有立即认出他来，一个陌生男人深更半夜跑到我家来哭，让我好生奇怪。好奇心使我听到自己体内的生命之水潺潺地奔流，喉咙里也似乎响起单薄的音乐，我重现了生机。父亲坐在奶奶先前坐的那张凳子上，低垂着头，双手捂住脸庞，嘤嘤地啜泣着，他的声音是那样的小，让我怀疑是他衣袖里的虫子在哭。我不免感到遗憾，还是睡着了，他们哭泣的高潮部分在我睡眠时业已结束，现在是拖拖沓沓的收尾，没完没了，让人厌烦。我挣脱继爷爷的臂弯下到地上，轻手轻脚地蹩到父亲的近处，狐疑地打量着这个垂头丧气的男人。我想弄明白，他双手背后的脸上是不是偷偷挂着笑容，还有他的衣袖里到底有没有藏着虫子。
我以为自己离父亲的距离，可以随时逃脱他的袭击，但事实表明是我自作聪明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父亲搂到怀里。他把他那张布满胡渣的脸贴到我的脸上，啜泣使他的脸不停地摩擦我的脸，擦得我生疼不已，而且，他的泪水涂得我满脸都是。我惊慌万分，像一只临敌的小鹿，我双手紧紧攥住他的头发，使劲把他的头往后扳，结果却是徒劳。父亲继续哭了一会，终于收住声音，他苦着脸逼视着我的眼睛说，你再也没有妈妈了。父亲说这话时鼻涕宛如一条小蛇在鼻孔里伸伸缩缩。一个大人居然挂着鼻涕，我直想笑，但他严肃的表情让我不敢把笑意浮到脸上。我怯生生地回望着他，他又重新把那句话说了几遍，我猜想他是要我回答，我回答之后，他就可能松开我，于是郑重其事地说，哦，我知道了。两肋间的手果然撤去，我如释重负地跳到一边。
第二天他们就不拘束我了，我早早地出去游了一通，到晌午时分回到家门口，看见夹路满满坐着两溜人，有几位我是认得的，是我的几位姑妈和姑父，让我振奋的是，我没有瞅见那位凶巴巴的外婆，我走到姑妈面前问她，你在干什么？她回答说她在叠纸钱。我其实并不明白她所谓何事，但我不懂装懂地点了点头，踱开了，径自往门里走去，神情像是位检阅仪仗队的国家元首。
在屋内靠门西边的墙前面，多了一张没有漆过的旧条桌，它的腿已经松了榫，像个瘸子似的偏着身子立着，桌子后面的墙上端正地贴着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的我当时只知道是字，却一个不认得，现在推想起来，中间应该是这么一行字：“先妣胡门史氏荣女之灵位”（我的母亲叫做史荣女），左右有生卒年月。桌子上放着一块黄裱纸包着的旧式狭砖，砖头上架着一双筷子，筷子当头糊了一截黄裱纸。最引我注目的是旁边的一只红匣子，它与隔壁四老太家的针式唱片机模样相差无几。我很小的时侯经常跑到四老太家听唱片——还记得我那时最喜欢的一个段子叫“王乔磊磨豆腐”——所以我对唱片机的用法非常熟悉，但我在那只红匣子上鼓捣了半天，也没有弄出声音来，于是跑到父亲身边，指着那只红匣子问他，爸爸，那个怎么开？父亲脸色很不好看，冷冷地反问我，你要开它做什么？我不敢再和他说，一闪身自己回到那个匣子跟前继续研究，后来终于失去打开它的信心，看见它下面垫了一层红布，啐道，什么破烂玩意儿，还这么宝贝？
对那个红匣子，我虽则有些着恼，但是兴趣却在心头缭绕不去，只是奈何不了它而已，惟有望洋兴叹般地走开。到如今，我恍惚还能听见自己当年细弱的叹息，那叹息里，竟没有丝毫的伤母情素。
见到四爷爷的时候，我仍忍不住向他打听如何打开那只红匣子，因为前番挨了父亲的熊，这次打听算是一种谨慎的冒险。四爷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了看，想了片刻，若有所悟地大声冲奶奶喊道，二嫂子，剪刀放在哪里？奶奶告诉他在碗橱夹层的抽屉里后，他便牵着我的小手往碗橱走去。他从抽屉里取出剪刀，命令我不要动，然后向我的头顶铰来。我以为他预备结果我的性命，吓得慌忙用双手抱住头，撒腿就跑。他毫不费劲地捉住我，温言劝诱说只是剪几根头发。我不信，执拗地捂住头，后来他向我保证，只要让他剪了头发，他就会帮我打开那只红匣子。我略微思忖了一下，这个买卖值得，便和他做了。
四爷爷左手握着我的一簇短短的头发，像是捧着一帮蚂蚁，右手把红匣子上面的盖板抽开，从里面拎出一只红布口袋，他把红布口袋绷开，朝我面前一展，说，看见了吗？里面是一堆白厉厉的粉末，不如面粉细白。我想问什么东西的，竟有股不明来历的力量阻住自己没有开口。四爷爷把我那簇头发丢进那堆粉末中，然后把红布口袋原样放回，再把匣子盖好。我那时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那么一点难过，大概是我让四爷爷打开声音，他却曲解我的意思打开匣盖的缘故，但我没有再请求他，而是一个人默默地望着那只红匣子。这才注意到，红匣子的正壁上居然插着一张小照，上面是一位年轻女子的黑白头像。现在不难断定，那定然是我母亲的，但我当时居然看不出来，可能是照片拍得失真了。我只记得看过之后，酸溜溜的，为什么按的照片不是我的呢？
事情从这里往后就模糊起来，大概是因为在葬礼中，我只担当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的缘故吧，我是那么强烈地想成为整件事情的中心，那是我当时混在人群中的真实想法。我蓦然发觉，我所有的记忆都是围绕自己展开的，不管怎么回忆，那个年龄，最清晰的场景依然是黄昏，河边，杨树树冠，穿透树叶的杂碎的夕阳，邋里邋遢的小男孩，棉布衬衣，春卷似的领子，不知所为的诧异神情……哪里有半点母亲的影子？
2003.8.22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