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时，学校有个叫读书协会的学生社团，名气很大，据说格调很高，要想加入，必先经过一场非常专业的笔试，然后是面试，面试通过，才有机会被吸收为会员。当时那个社团的会长是个巴金迷，面试谁都会问有没有读过《家》、《春》、《秋》，意思是，读过那些书，才算得上是读书人。尽管面试通过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自卑，因为没读过巴金的大作。

因为这个缘故，大学时代我从图书馆借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家》。结果大出我的意料。中学时代，我读过《红楼梦》。一个读过《红楼梦》并且读懂了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忍受《家》那样的作品的。无疑，《家》刻意地模仿了《红楼梦》，然而呈现出来的面貌，却与《红楼梦》判若云泥，说它拙劣得离谱、幼稚得出奇，一点都不过分。我很惊讶，那样一本早该扔进垃圾堆的书，居然至今仍受许多文学青年热捧。如果说在特定的年代，《家》有其特殊的鼓动作用的话，那么，如今它的鼓动作用已然失去。它依然深受欢迎，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学教育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停留在一个较为低级的层次上。我要说，一个把《家》奉为杰作的文学环境，是没有前途可言的。很庆幸，当代许多作家都将眼光伸向了广阔的世界和遥远的古代，因而我们现在的文学成就早已超越了《家》不知多少倍，尽管厚古薄今的读者还没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正因为当下的文学已经远远高居于《家》之上，所以《家》那一批作品更应该进入垃圾箱（当然，少数图书馆有必要收藏一些，作为时代的蓝本、历史的见证）。

有人要说，巴金自己都说过，他是个革命家，而不是作家，他写小说，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因而我们不必在艺术性上苛求他，应该更看重他作品的思想性。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首先应该是艺术的，其次才谈得上思想，一部拒绝艺术光泽的作品，怎么可能是好作品？再说，巴金的小说反映了什么高深的思想在哪里？无非是冲破家庭阻挠，实现思想解放。全然一副那个时代小知识青年的咋呼相，浅薄透顶，让人望之生厌。鲁迅只一句“娜拉走后怎样”，就足以将整部激流三部曲所谓的思想性问倒。

被誉为巴金的艺术成熟之作的《寒夜》，我也翻过。说良心话，较之激流三部曲，它确实进步了不少，但且将它放入目前出版的一堆小说中比较，请问它的优势在哪里？我们不难发现，它仅仅是一部平庸的好作品。然而，我们将巴金誉为“大师”，誉为“泰斗”。看来“大师”、“泰斗”这些高帽实在不值什么钱，完全可以批发过来，送给余华，送给王安忆，甚至可以考虑送一顶给郭敬明。

这时有人要喝住我了：你昏了头吗，巴金还写了厚厚一部《随想录》呢！那可是世纪的良心，是民族的精魂。别唬我。《随想录》我很耐心地读过。坦白说，未见高明。作为回忆性散文，它文笔粗糙，比初中生作文好不了多少；作为思想性散文，它毫无深度，反反复复表达两个肤浅的主题：忏悔和讲真话。翻翻《蒙田随笔》吧，翻翻《忏悔录》吧，和那些相比，《随想录》简直不值一提。况且，巴金口口声声鼓吹讲真话，自己所讲的真话，却有限得很，点到即止，甚至点不到就止。他敢说真话吗？他不敢，文革时候他承认自己不敢，文革之后他不承认了，但他依然不敢。他只是做出讲真话的样子，环顾四周，琢磨哪些可以讲，哪些不可以讲，哪些讲出来是安全的，哪些讲出来会遭祸，会遭祸的坚决不讲，绝对安全的绝对要讲。仿佛做出这样一个姿态，自己文革时代的罪孽就洗刷干净了，自己就是勇士了。

巴金呼吁全社会讲真话，呼吁建立现代文学馆和文革博物馆。他有什么资格呼吁？他自己就是个百分之百的孱头。也许有人要为他文革时候卖友求荣的无耻行径辩护，说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他身不由己，况且，他自己的下场也十分悲惨。那么请问，难道傅雷、顾准不是和他同时代的人吗？就算他生性懦弱，没有慷慨激昂的勇气，至少他还可以像钱锺书，以及其他许多人那样，保持沉默。很遗憾，他也没有，非但没有，还非常主动地揭发他昔日的朋友。当然，他下场很惨，但那完全是卖友求荣却不被待见的结果，非但丝毫不能抵消他的罪行，而且只会使他显得好笑。我上面说过，在一个安全的年代，在安全线以内讲真话、向被自己祸害的人忏悔，很容易，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别人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讲真话，偏偏是他巴金，并且还因此获得了与他卑污的灵魂不相称的荣誉？善意地推测，他恰好这么做了，一切出于偶然；稍微恶意一点，我们不难推测出，他是个精明投机分子。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都是个应该鄙视的角色，至少，我们不该给他那么高的荣誉，任何荣誉。